故事类型：地方变革

凯撒健康新闻/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德克萨斯州贝尔县全力改善精神健康体系

珍妮·戈尔德（Jenny Gold ）| 2014年8月20日

圣安东尼奥– 有些当地居民称呼里昂·埃文斯（Leon Evans）为“大熊”。他是个大块头，有一头浓密的白发和同样浓密的白胡子，手腕足有小孩大腿那么粗。“大熊”这个绰号是这位明星摔跤手与两头活生生的大熊搏斗之后赢得的。

“这里叫贝尔县，”（“贝尔”的英语谐音“熊”）埃文斯说，“所以我妻子开玩笑说这是我面对的第三头熊。”

埃文斯任主任的医护服务康复中心是圣安东尼奥市及贝尔县的社区精神健康体系。

德克萨斯州的精神健康拨款金额在美国50个州中排名第49位。但是在埃文斯的领导下，贝尔县建立的精神健康体系堪称全国其他城市的榜样，过去五年已经节省了5000万美元。

1972年，埃文斯来到德克萨斯州做社会工作者，帮助建立了最早的一批社区精神健康体系，此后他一直留在德克萨斯。14年前，他接管了贝尔县精神健康体系，当时县监狱挤满了患有各类精神病患者，人满为患，差点就要因此向州政府交罚款了。

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司法部司法统计局的研究显示，全国范围内约有20%的囚犯患有精神错乱等严重的精神疾病。埃文斯的改革理念不复杂：对于精神疾病患者来说，监禁不管用，治疗才有用。

即便是在德克萨斯州这样非常保守的地方，我们也已经明白患有精神疾病的非暴力违法者不应该关进监狱。他们没法好好服刑。”埃文斯说。处于精神错乱之中的犯人会产生幻听，不能遵守规定，因此无法由于表现良好得到减刑，埃文斯解释道。“他们还挤占了留给暴力违法者的位置。”

这种恶性循环现象的代价十分高昂。许多严重精神疾病患者从监狱获释后流落街头，身体虚弱，还往往伴有毒瘾。此后，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由于乞讨（圣安东尼奥规定乞讨犯法）、公共场合便溺、翻垃圾桶或是睡在别人家门廊上等轻罪再度入狱。

塞缪尔·洛特（Samuel Lott）熟悉那种生活。他当了几十年公司白领，最后一个东家是沃思堡市柏灵顿北方圣达菲铁路公司。然而，2006年他失业了。

“当时我拿到什么诊断不重要——抑郁症啦、酗酒啦，等等这之类的事情吧，我很快就沉沦下去了，最后落得无家可归。”洛特说。

此后四年，洛特不是在街头流浪就是在树林里扎营。家人疏远了他，他得了丙型肝炎，抑郁症没有得到治疗，已经发展出精神错乱的症状。他成了警察局的“常客”。

现年51岁的洛特从笔记本电脑中找出一张自己2010年时的照片，那是他最后一次入狱。“这个人很愤怒，生了病，营养不良，丧失了方向。瞧，从突出的颧骨能看出来。”他指着屏幕说。

想要获得任何治疗都让洛特觉得绝望，又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得从城市这一边走到另一边，足足好几英里，可能还要转诊，然后再拿着转诊单子走到城市另一头，也许才能得到治疗。”洛特解释说。

除了服务点分散，里昂·埃文斯说这部分人群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应对严重精神病患者的相关政府机构或是非营利性组织之间缺乏沟通。监狱、医院、法庭、警察部门和精神健康部门全都各自为政。

“这些服务的出资方只看到自己那块小蛋糕，只关心自己的投资是否能得到回报。”埃文斯说。

于是，埃文斯在县法官的帮助下让所有服务出资方走到一起，探讨精神健康方面的支出问题，结果发现这就是最具挑战性也是最重要的难题。

“你也许认为执法人员和精神病医护人员有一些共同点，但除了工作中都与瘾君子和精神病患者打交道之外，我们其实毫无共同点。我们各说各话，目标不同，彼此之间也没有多少信任。”他说。

于是埃文斯聘请了吉尔伯特·冈萨雷斯（Gilbert Gonzalez）来核算花在精神健康问题上的所有支出。“你知道电影《点球成金》里布拉德·皮特的角色吗？”冈萨雷斯问，“电影里球队的成功建立在数据和分析工作之上。那就是我们当时需要做的工作。”

当各部门不再孤立地看待城市预算中精神健康问题这部分开销后，他们马上意识到该市花在照料精神病人的总支出并不算少，可是效果却很差。冈萨雷斯发现，要是各部门将资源集中起来，将大大地节省支出。

法庭、监狱、医院、县政府及警方同意共同应对该问题。各方均提供资金——警方甚至拿出了缴获的毒资——建立起一个帮助精神病患者康复的体系。

合作的成果是建立了一个集中管理、提供多种服务的综合康复中心，就设在圣安东尼奥那个很现代化的流浪人员收容所对面，位置十分便捷。

“圣安东尼奥模式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整合了对精神病患者、药物成瘾者和流浪人员的多种服务，因为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多重患者，”全国精神暨心理疾病联盟的项目经理劳拉·厄舍（Laura Usher）说。她帮着促成了执法机关与精神健康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

康复中心设有48小时精神病房、醒酒及戒毒中心、门诊基础护理和心理服务、90天康复计划、精神疾病患者收容服务，甚至还提供职业培训以及协助人们向安置住房过渡的项目。

“圣安东尼奥市意识到，从前期起就给人们提供精神健康服务比起等到后期再给他们提供监狱与刑期来，成本要更低一些。”厄舍说。

康复中心每年接待1.8万多人，圣安东尼奥市的官员称这项整合协调措施每年为该市节省了1000多万美元。“病人无需担心找错地方，”埃文斯说。一些病人原本流浪街头，后来走进了康复中心；一些病人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这里。还有一些病人由警察部门或是监狱的相关项目转送到康复中心。

“当前全国越来越多的地方为精神病急症患者建立起非医院式康复机构。这些患者往往伴有酗酒或是滥用药物的恶习。圣安东尼奥市在这方面领先于全国。”心理医生、东北俄亥俄医科大学教授马克·穆内兹（Mark Munetz）博士说道。他去年参观了康复中心。

但是他也表示，圣安东尼奥模式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地方。他说，康复中心和流浪人员收容所感觉像是“一块精神病孤洲，让病人远离城市中心地带，感觉有点像将这些人隔离在这片地区，特别是康复中心对面就是流浪人员收容所。我不确定这种模式在美国其他地方会有什么效果。”

尽管如此，美国其他地方已经开始关注圣安东尼奥模式。全国各州都派代表赴圣安东尼奥考查该模式是否可以适用于本州的精神健康体系。2010年，塞缪尔·洛特从仅仅一个街区外的牢房步行到康复中心。他参加了康复中心的戒毒治疗，随后是90天的住院康复期，此后接受了丙型肝炎治疗，最后是控制精神疾病的药物治疗。康复中心帮助他找了公寓，还为他提供了额外的就业培训。

他从电脑中找出另一张照片——2012年感恩节照的，那时距他进入康复中心已经过去了两年。这张照片上，洛特抱着他的母亲、父亲、兄弟、侄女和侄子等家人。他看起来已然脱胎换骨。

“我说起这个一定会哭，”洛特说。他现在身体健康，并且在康复中心工作。“回家和爸妈在一起的感觉太好了。我以为他们会又生气又伤心，但是完全相反。他们很高兴看到家里的一分子回来了。现在我每天都会给他们写电邮，还有短信、脸书，计划家庭聚会。”

他说，希望他的工作能帮助其他人像他一样获得希望和康复。